斗拱在中国古建筑的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，它的演变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形制演变的重要标志，也是鉴别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年代的一个重要依据。斗拱的演变大体可分三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为西周至南北朝。西周铜器拱令簋上已有大斗的形象，战国中山国墓出土的铜方案上有斗和45°斜置拱的形象。汉代的石阙、明器、画像石和画像砖上也有大量斗拱的形象。从汉高颐阙和四川牧马山、山东高唐出土的汉明器陶楼上可以看出，柱顶有斗拱承托檩、梁或楼层地面枋，挑梁外端的斗拱承托檐檩，各个斗拱间互不相连。汉代以后开始在柱间用斗拱，最初是一种在现代称为人字拱的斗拱，即在额枋上立一个叉手，上置一斗，承托檐檩。至初唐，从西安慈恩寺塔门楣石刻《说法图》上还可看到佛殿柱间仍用人字拱。

第二阶段为唐代至元代。这个时期斗拱的主要特点在于柱头斗拱所承托的梁多插入斗拱中,使斗拱和梁架拉结在一起，顺屋身左右横出的拱也和井干状的柱头方（即枋）交搭在一起。建筑的一圈柱头枋和同它成直角的正、侧两面的梁交织成一个分为若干井字格的水平框架，斗拱成为各交叉处的加强节点。这时斗拱已不再是孤立的支承架或挑檐的构件，而是水平框架不可分的一部分。这个水平框架现在称为''铺作层''，用于殿堂型构架柱网之上，对保持木构架的整体性起关键作用。现存唐代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的斗拱，就是这种做法的典型实例。宋《营造法式》中所载各种殿堂构架的斗拱与梁架结合,已不如唐代紧密,但仍类似。

第三阶段为明代至清代。自明代开始，柱头间使用大、小额枋和随梁枋，斗拱的尺度不断缩小，间距加密。清式建筑的梁不再像宋式那样穿插在斗拱中,而是压在斗拱最上一跳之上,直接承挑檐桁。因此，斗拱发展到明清以后便不再起维持构架整体性和增加出檐的作用。它的用料和尺度比宋式大为缩小，斗拱在东汉和三国时期已经相当成熟，不仅承托平座，柱间辅作多用人字形，形成奇妙的韵律感，是建筑结构忠实直率的表露。唐代和辽代的屋檐平展，挑出深远，斗拱更加成为塑造建筑形象的主要手段。从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、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等唐、辽建筑遗存中，我们至今仍能体会到唐代斗拱和建筑的古朴雄健的时代风格。

与辽同时的北宋，已开始着手对斗拱进行大规模的改造，或者可以说宋代是斗拱演变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期。由于屋顶的坡度增大，立柱加高，斗拱的作用开始弱化，不仅比例变小，而且补间辅作增多。

南宋以后，斗拱更加细腻，元代以后，斗拱直接承托屋顶的功能转由挑檐檩承担，它的原始作用消失。到了明清，斗拱的结构作用已经完全退化，成为梁架与屋顶间的一个垫层，从外观上看，那些细小堆叠的密密丛丛的斗拱，就好像屋顶与梁柱间的过渡性装饰。这时它正由一般语言变为装饰语言，是对唐辽时代斗拱语言的一种记忆。

实际上，斗拱的衰落并不代表着建筑的衰落。明清时期建筑结构的一系列重大变化，是人们生活习惯的变化和砖石使用增多的反映，是建筑高度增加和屋檐要求弱化的结果。

斗拱确实是一个奇怪的构件，一小块木头就能支撑起这么重，那么远的屋檐。"一旦使用，我们就不得不惊叹它的高超技术和独创性，它通常出现在大型而重要的建筑中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成为统治者和政要的"私有财产"，成为一种象征地位、地位和身份的建筑文化象征。后来发展成只有宫殿、庙宇等先进建筑才能在柱上、内外檐的方格上安装斗拱，并在数量上体现了建筑的身份象征。大雄宝殿上的斗拱就比寺庙其余配殿的斗拱要显得复杂与雄伟，因为这是象征“献给主佛释迦的斗拱”。在营造中也将有斗拱的房屋称为大式作法，将没设斗拱的房屋称为小式作法。

斗拱是中国建筑史上一项杰出的创造，也可以说是中国建筑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。